引言

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个时期的暹罗，手工业依然同农业紧密联系着。家庭工业在各个地方有了普遍推广农民手工业起了巨大的经济作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期，一般地也和暹罗封建制度的整个时期一样，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企图扩大对直接生产者人身的封建权利实行抵抗的形式之一，就是把农业同家庭工业和手工业结合起来，拒绝获得专门的手工业技能并加以改进，因为能工巧匠都成了封建主的不折不扣的财产，也就是沦为奴隶阶层了。

家庭工业

个体农民经济本身把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同家庭工业结合起来。后者是暹罗王国全国农民经济不可分离的部分。

像纺织业这样重要的生产部门，没有越出家庭工业的范围。在每个农民家里都可以碰到纺车和自造的织布机。棉织物的制造，在国家的中部、北部和东部地区，广为盛行。在北部老挝诸小邦、呵叻的村庄和集镇，制造丝织品。欧洲人常常品论暹罗纺织技术不高，缺乏技巧；暹罗纺织品质量上逊于爪哇或苏门答腊手工业者制造的纺织品。压倒多数的居民继续依靠家庭生产来满足自己对纺织品的需要而不是依靠在市场上购买纺织品。

在地板下面的家庭作坊里，在水上房屋的下部，妇女们编织鱼网。农民家庭自己制造必要的农具，挖凿小船，制造织布机。农民的房屋自己动手盖，或者邻居帮着盖。因此每户都有必要的手工业工具－锤子、宽刃刀、锯子、凿子、铇子、手摇钻、十字镐、铁锹、斧头。

农民手工业

在暹罗，农民手工业类型的小商品手工业生产，是在为市场生产蔬菜、甘蔗、棉花、烟草的商业性农业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条件下，农民通过商品渠道销售自己的产品，从而过渡到经营手工业。熬糖、榨油、酿酒，成了广为流行的小商品手工业。生产米酒、食糖（甘蔗做的白糖和棕榈汁做的黑糖）、花生油的“制造厂”，散布全国各地。有许多烘干烟叶和制造烟草制品的原始企业。农家自己纺棉线（大部分自己消费，但也有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

栽培桑树和养蚕的老挝诸小邦和村镇的丝线与生丝的生产，成了重要的小商品农民手工业。大部分蚕丝在农家变成了线。成卷的丝线送到最近的农村市场，那里有很多商人收购，转运到曼谷。同丝纺织手工业有联系的是制造染料血名的丝织品黑色染料，以及靛蓝。

水产品手工业有了巨大发展。湄南河两岸和暹罗湾沿岸一带，数以十计的、人口众多的村镇，居民从事这种手工业。捕捞的鱼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然后运到市场上去卖。

暹罗湾沿岸一带制盐手工业，从经济观点来说是重要的手工业。盐是由海水蒸发而成的。制盐手工业也在乌汶城市的四郊发展起来。熬盐的季节占两三个月。熬成的盐卖给客商。制盐手工业供应全国的食盐。铁矿的开采有一部分成了农民手工业。在猜纳和那空沙旺城市之间的地区，在塔森郡，铁砂几乎常常可以在地面上看到，那里的本地居民把这种手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铁矿装在驳船上，运到塔森城，很便宜地卖给华人手工业者。

冶金业在碧差汶省和洛姆邦发展起来。莫奥写道：“这个地区矿藏很丰富···但开采的只是铁矿；这些省的居民一半是农业人口，一半从事手工业，供应周围各省乃至呵叻以南各省的劳动工具和斧子”。

本地的金属制品生产，目的是供应国内市场；生产的是手工业和农业劳动工具。

从莫奥的笔记里保存下来的金属生产（五金业）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个部门的专业化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原矿的熔炼和金属的锻造，由手工业者单独一个人进行。冶金业和锻造业的生产技术也是非常原始的，它完全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莫奥写道：“看到一个锻工的设备多么便宜，真是令人不胜惊异。把原矿连同煤炭一道，抛进靠山边挖出的一米半见方的坑内，加以熔炼。液体金属在炕底凝结起来，经过冷却，成为空心工序完毕之后，从坑内取出金属，送到铁匠铺。”

冶金业的发展又促使一连串相关手工业的产生。用茫格尔树烧木炭，成了重要的手工业。从事这项手工业的是湄南河三角洲和暹罗湾沿岸有丰富茫格尔林地区许多村庄的居民。

在老挝人和马来人那里，农业同狩猎业结合起来。兽皮、角、象牙、孔雀羽毛，进入本地市场。在丛林里采集树胶、清漆、蜂蜡、省藤等等这样一些行业，得到了巨大发展。

专业的手工业生产

暹罗一系列专业手工业生产部门的发展，同中国手工业者大批移人有关。金属熔炼成为农民手工业的塔森郡，也就成了金属手工业生产的巨大中心。手工业者建立了就当时来说有重大意义的小商品冶金生产：塔森城有十二个小高炉。

炼出的金属，每天送到曼谷出卖，那里的手工业者用来制造家庭日常生活用品（锅、锁、刀）。金属制品或者在曼谷本地出售，或者由商人向手工业者收购，运到外地。本地生产的家庭日常生活用品一铁锅、铁盆做得非常好，本地居民的需要量很大。年访问过暹罗的美国大使罗伯茨写道：“铁锅和铁盆很好，几乎打不破，因为是用结实的生铁制成的。人们认为它们胜过从欧洲进口的生铁器皿”。

暹罗老早就发展了的一个小规模生产部门是造船业。许多在暹罗待过的作者，赞赏暹罗人在造船方面的卓越技巧。制造的船有各种尺码，大小不同。划子和小船，手工业师傅个人制造。容量大的船，手工业者结成简单的合作社来制造。罗伯茨给我们留下了有关造船手工业的速写：“船身、桅杆、锚和一些横梁，由木工来做；抽水机是没有的，因为甚至排水量一百吨的船也是用人工把船里的水舀出的。在市场上买席子做帆。把席子铺在地上，用桩把它固住，使它成为需要的形状。帆做好之后，一帮人合力准备船上全套用具，同时帮助制造粗大的缆索。”

所有参加造船的手工业者，都是船的共有者；造船的一帮人也都参加贸易业务。铁匠和木匠是请来的，付给特别报酬。手工业者的这种联合组织，其中已形成财产上的不平等，它蕴育着未来手工工场的萌芽。陶器生产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小生产部门。在曼谷四郊和国内其他大城市周围，有人口很多的村镇，这些村镇的居民制造陶器（瓦、砖、陶器）。在一个这样的手工业村镇帕克雷特，有四千居民，在另一个村镇萨姆谷，有六千居民。

十九世纪上半期暹罗陶器生产的发展，表现在它的数量增加和专业化上。这个生产部门的数量增加，是依靠孟族移民来保证的。上面举出的陶器业工匠村镇帕克雷特和萨姆谷，居住在那里的主要是孟族人。他们从自己的故乡带来了手工业技能。迁到曼谷四郊的是从犹地亚及其城关来的陶器业工匠。他们在帕克雷特和塔瑙斯里建立的新村，以陶制品驰名全国。

犹地亚、庄他武里、清迈四郊的手工业者制造非常漂亮的陶器。在普腊帕托姆（佛统）城，集中生产建筑用砖。

十九世纪上半期，陶器生产中已经明显地形成和确立了专业化。比如，帕克雷特的陶器匠只生产贮水的大缸。烧制这种大缸，需要有一种特别的高温炉。在北部清迈，手工业者专门用当地灰绿色粘土制造一种质量特好的彩釉器皿。常常可以看到家庭手工业者的专业化，他们生产特定的一种陶制品。

除开暹罗为数不多的城市手工业生产部门之外，极大多数仍然是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部门。手工业者往往要雇用劳动力。手工业者的收入是很低微的。

对手工业劳动的剝削

十七世纪末起商品货币关系收缩的条件下，暹罗封建阶级巩固了对手工业者的封建所有权，使手工业生产的主要部门服从于他们的利益。在封建强制（劳役地租）的基础上，封建国家、国王、附庸诸邦的君主、最大封建主，剥削本地的暹罗居民以及移居暹罗的各族人民。封建阶级占有各种行会所生产的手工业品和工艺品。

封建主阶级极力利用那些不属于封建行会系统的农民手工业，，来为自己谋利益。对诸如采收珍贵的树脂、乳香、小荳蔻、芦荟、燕窝、贵重木材以及其他许多手工业，被认为王国有垄断权。这种产品按国库规定的价格收购。

包括寺院在内的大封建主，都有大作坊，手工业者在这种作坊里制造值钱的布匹、乐器、家具、装饰品、小船、各种各样用具、武器。专业化手工业者（实际上是奴隶）的这类产品，不仅用来满足封建主审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需要，而且也出卖。虽然手工业还受封建阶级的紧紧控制，压倒数量的手工业品和工艺品被排除在市场流通之外，但是专业手工业者的解放过程随着国内外市场联系的发展，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市场联系的发展，有助于扩大手工业者由于赎免劳役而得的个人自由。移居暹罗而有个人自由的华人手工业者，是复杂的熟练劳动的代表。一个同封建主义对立的社会阶层形成了。

生产者自己在本地市场上推销产品；小铺子之多，通常使观光曼谷的欧洲人感到惊讶，成百的商人把他们的货物陈列在小船上，他们同时也为住宅区服务。小手工业者也兼做商人。

暹罗绝大多数手工业者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上销售商品，这个事实证明，全国范围内商品交换的发展还很不够，手工业普遍存在着弱点。对内贸易

全国已经有了为数很多的地方市场。在这些规模越来越大的市场上，本地手工业产品和工艺品同农产品实行交换。同时手工业产品和工艺品在商品交换中的比重逐渐增加。

地区交换以及农村周围地区和城市之间的贸易中最畅销的商品是盐（陶器和金属器皿、农业生产工具、食品。后者，首先是大米、鱼、蔬菜，城市和手工业地区日益增加的居民以及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业居民，在市场上经常买得到。

全国的商业交换中心是曼谷：全国各个地区的产品和制品都运到这里。美国大使罗伯茨指出：“对内贸易很要······主要的贸易路线是湄南河。8、9月船从老挝地区开出，11月到12月到达曼谷。”打北部来的船，运来当地手工业制品和工艺品：皮革、生丝、贵重木材、树脂、乳香、蜡、象牙。

曼谷和国家南部地区之间，建立了频繁的贸易联系，打南部地区运来的是矿产品（锡、铅）、黑胡椒、编织家具用的省藤以及棉花。德国传教士居获拉夫写道：“国家南部地区同曼谷进行为数很大的贸易。装载在老长的船上运到曼谷来的产品是象牙、黄金、虎皮、调味香料等等，以交换欧洲和印度工业制品以及暹罗手工业某些产品。”

从全国各个地区运来的产品，无论是交换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品（粗毛织品、薄呢绒、刀具等等），还是交换本地手工业制品（铁锅、陶制品、锡器），都在曼谷成交。

北部的热闹市场是在清迈、难邦、普雷、拉空诸城。从老挝地区、中国云南省来的商品，汇集到这里。数以百计的赶骡赶牛的队商，运来了粗毛织品、棉花、铜制器皿、盐、咸干鱼；这些商品，同当地手工业品和工艺品以及外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品，进行交换。国家东部的对内贸易中心是呵叻城。

年曾经穿过呵叻高原的莫奥写道：“每天我们遇到一两批赶着八十到一百条牛的队商，牛背上满载着鹿皮、羚羊皮、豹皮；有许多打整个东部老挝收购的生丝、成包的棉花和绸缎、孔雀尾、象牙、野猪牙、糖，但后者为数不多。”队商前往呵叻城。莫奥接着写道：“从乌汶、巴沙、亚索顿、老挝乡村汇集到这儿来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虽然质量不怎么样。”马来半岛上对内贸易的中心是洛坤和附庸的马来苏丹诸国的首都。

同居住王国山区落后各族的商品交换，具有稳定性。商人拿盐、棉花、烟草、靛蓝、手工业制品、武器，进行交换，从山地居民那里取得象牙、蜡、小荳蔻、犀角、孔雀羽毛、野兽皮骨、金砂、鸦，在一些边远的省，这类交换占到贸易额的50%。

商品交换的广泛发展，其结果是商业资本居间活动的加强。后者逐渐控制了国家的一切地区，把它们结合为统一的市场。居间商人渗入到最遥远的和偏僻的地方。加尼写道：“为数很多的货郎商贩坐着牛车，在全国各地走来走去。”很多小商人利用水路，乘小船，有时也乘筏子，到处流动。

商业资本是各干各的，分散的。据克劳福德日记中引用的材料，十九世纪上半期，从事国内现物交易的约六万人。

暹罗商业阶层主要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人比其他依附封建主的暹罗居民较为自由。做生意是很能赚钱的，因为地方和中心城市收购商品的差价是很大的。莫奥写道：“做生意使很多人发了财；虽然他们开始的时候缺少本钱，经朋友介绍，张罗到一批货物之后，跑这么几趟，就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本。”

由于封建统治，贸易成了封建阶级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商人很快沦于从属封建主的地位在封建主和市场之间的贸易业务中充当经纪人。莫奥写道：“无论在曼谷也好，在呵叻也好，一切以黄金归根结底重新回到大官儿的手里而告终。”

封建主的政治统治压抑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全国各省由于收税关卡而陷于相互隔绝状态。独立于中央政权的地方大官吏继续规定征收商人的苛捐杂税。巴勒格瓦指出：“官吏们以敲锣为号，把航行的船舶叫到跟前来，要拿什么，便拿什么。”

主要交通手段是河流，其中特别是连结国家北部和南部而水量丰盈的湄南河。在国家的北部和东部，那儿的河流水浅，或者石滩很多，货物便由骡牛商队转运，或利用大象运输。随着城市和乡村、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经常的产品交换而来的社会分工的发展，退罗王国各地区专业化的加强，导致了国内市场的形成。

对外贸易

从十八世纪末起，暹罗封建阶级增加财富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是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仍旧为国王和最大封建主所垄断。在对外市场上，封建阶级把它从暹罗王国各族居民、附庸国居民身上取得的地租和贡赋之类的大批产品，变成现钱。

克劳福德指出：“暹罗国王俨然是一个垄断资本家和商人：有些时候他享有对产品的专有权；另一些时候就利用自己的势力；按低于市场的价格买进产品；除此之外还用征收租税或贡赋的办法取得产品。”国王享有锡、象牙、小荳蔻、贵重木材、芦荟、燕窝、绿龟蛋的贸易垄断权。糖和胡椒的贸易，国王不加垄断，但是最大的封建主官吏以国王名义，按低价收购这些产品，而且要买多少就买多少；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得到当局的贷款来组织生产，就必须把产品首先卖给债权人。

克劳福德写道：“政府保证自己想要多少糖和胡椒，就有多少，并且是按低价，因为政府给了农民、工人或者商人预付款。”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每年有四千担锡进了国王仓库。锡在曼谷的售价是27铁一担。这个价格，正如欧洲人指出的，并不算高，却给国库带来了一年收入十万八千铢。

在国王的商业仓库里，集中了国内所有够找到的象牙。一年达四百担。象牙售价每担一百铢。这项贸易的收入是四万铢。

每年国王收进的芦荟达一百担，此项贸易是极其严格的国王垄断制。燕窝贸易给国库带来了一年十万铢的收入。每年国王仓库收进四万担胡椒。政府付给胡椒生产者一担只不过八铢，却按二十铁价格出售。支付运输费用之后，国库盈利是四十万铢。一担高级食糖，政府付给企业主七铢，按十铢价格销售。一年收购三万五千担食糖。国库从食糖贸易中得到的利润是十万铢。

从十八世纪末起，不属于国王和最大封建主官吏垄断的商品贸易开始增加。特别是铁和铁制品的出口额，有很大增加；铁制品成了最重要的输出品。这项贸易掌握在来自中国的商人及其暹罗代理人的手中。他们也收购封建主没有加以占有的农民手工业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苏木、生丝、藤黄、蜡、安息香树胶）。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关税的征收成了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进出口关税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并且每个朝代都有改变。比如说，有一种船税，二十年代初，国王和最大封建主同中国最重要港口进行贸易的船只，在曼谷是不征收关税的。中国商人进口货物时按规定的船只长度缴纳40铢。同马来群岛国家进行贸易的船只所有主，进口货物时缴纳铢，不论船只大小。欧洲船只按规定长度征收铢。货物进口税只是向欧洲人征收，税额是货物价值的8%.出口税向一切船主征收，不论船只大小，一律按该出口货物规定的税率。

十八世纪暹罗对外贸易额方面的可靠资料敏芝。因此不可能彻底研究国家首都迁到曼谷以来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额的第一次报道是年。据克劳福德估计是三万三千铢。规模特别大的是同中国的贸易。关于暹罗同中国的贸易，克劳福德指出，“欧洲人第一次认识这些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贸易成为大宗的”只是在年“本人按血统来说一半是中国人”的郑信登位以后。-年同中国的贸易占用了艘帆船，总吨位三万五千吨。从价值来看，那个时期据克劳福德估计，贸易额一年是六十一万四千铢（76,英镑）。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暹罗向中国输出每年六万担胡椒，三万担糖，一万六千担棒胶，三万担苏木，一千担象牙，五百担小荳蔻。至于毛皮、角和其他狩猎产品、铁和铁制品、锡、生丝、大米、漆、贵重木材、籽棉，也是暹罗向中国出口的重要项月。中国向退罗输出普通器皿、茶叶、加工过的丝和某几种生丝。为了抵补亏空，中国商人不得不向暹罗大量输出银子。

结语

马来群岛国家占暹罗对外贸易额的第二位。暹罗船只开往新加坡、马六甲，也开往雅加达、三宝垅、井里汶、巴邻旁、庞提纳克（坤甸）。暹罗向这些地方输出糖、盐、大米、植物油、猪肉、工艺品和本地手工业制品（铁锅、陶器）。克劳福德指出，年，顺路开到马来半岛港口和新加坡的暹罗商帆船44艘，平均载重量一千三千担。克劳福德写道：“仅次于同中国的贸易，暹罗对外贸易关系的这一渠道，无疑是现在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