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圣诞用品生产大国，每年有超过半数的圣诞订单在浙江省义乌市生产。由于圣诞用品不是刚需，供货商们往往能通过圣诞用品的销售来判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圣诞产品成了海外市场冷暖最直接的“晴雨表”。

疫情不仅影响着圣诞用品生产厂家的海外订单，也增加着出口海外的困难和成本。

圣诞节前的旺季

10月21日，义乌市刚下过一整天的雨，天空灰蒙蒙的，任子玉穿着深棕色麂皮夹克、浅蓝色牛仔裤、马丁靴出现在工厂大门口，远看年轻、干练。眼袋和略干燥的皮肤给他增添了几分疲态。

任子玉是一家圣诞用品工厂的负责人。地图上，任子玉的工厂定位有个“直白”的名称——圣诞仓库。工厂在义乌市东侧一处工业园区内，周围是生产袜子、化妆品、针织服饰等物品的小工厂，再往东两三公里，就到了接壤的东阳市，交界处同样聚集各类小商品工厂。

任子玉（左）的商铺在义乌市福田二区，他向员工了解最近圣诞球的销售状况（刘飞越摄）

“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人，往往会以圣诞用品销售来判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任子玉说，圣诞用品是一个季节性产品，过了圣诞节，商品再送上货架就没有意义。另外，圣诞用品不是刚需，供货商们往往能从客户的“态度”里最先感知到问题。

他举了个例子，年，委内瑞拉的客户大幅减少了圣诞用品订单，对方的理由是需要用钱买生活用品。“我们马上就感觉到，委内瑞拉出问题了，紧接着就有客户欠账，付不了尾款，当年就爆发了石油危机。”

这种判断，在于义乌市是全球圣诞用品出口“圣地”。每年有超过半数的圣诞订单在义乌市生产，圣诞产品成了海外市场冷暖最直接的“晴雨表”。

疫情期间，全球几乎停摆。只有中国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国际市场（视觉中国供图）

任子玉的公司全称“傲珊工艺品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傲珊公司”），商品出口至欧洲、俄罗斯、东南亚等地。按照往年的周期，每年5月份前确定完订单，6月到9月生产，10月底前就完成出货。因此在圣诞用品行业，每年最清闲的反而是圣诞节那几天。

但是，“今年的订单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再加上海上运力效率低，出货的压力也比往年更大。”任子玉对本刊记者说，最忙的时候，工厂里多名员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早上5点到晚上9点，有车间24小时不停歇。

这样还不够，要招一个月的临时工，员工最多时有将近名，甚至公司的财务、销售等工作人员也亲自到车间帮忙包装、运送货物。工厂院子里堆满包装后的纸箱子，还在附近租了4个仓库存放现货。

如果实在忙不过来，工厂爆单，只能把部分订单交给周围工厂做。这并不是工厂之间第一次互相帮忙，傲珊往年也接过别家工厂做不完的单子，但任子玉觉得，今年这样的情况尤其多。

纪录片《圣诞快乐，义乌》剧照

这种热潮，与年受疫情影响的“冷淡市场”相比更加明显。义乌市圣诞用品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蔡勤亮告诉本刊记者，去年疫情之初，国外客户大多持观望态度，不轻易下单，国内市场也比较保守。等到下半年，“即使有订单过来，国内生产周期不足，产能也跟不上”。

因此，年底，国外出现圣诞用品销售一空，“买不到货”的情况。年，国内圣诞品供应商的“订单量相比去年总体上涨了20%～30%”。任子玉的工厂订单额已经接近去年的两倍。

跟随任子玉走进工厂，这是一栋六层建筑，一到四层完成了一颗圣诞球的诞生：吹塑、镀膜、喷漆、彩绘、包装。空气中飘着淡淡的塑胶味儿。但最近因为全国范围内限电限产，10月1日起，工厂的用电额度下调了30%～40%，为了节省电力，一层的机器车间提前下班，一摞摞捆好的圣诞球半成品堆放在空处。

这些半成品送到四楼，工人手工完成彩绘、包装流程。彩绘车间有十多名员工，都在40岁以上，他们穿着罩衣戴着口罩，用棒签插着圣诞球，快速描绘出图案、撒上金粉，排列好晾在木架上，像一颗颗巨型棒棒糖。在旺季，“员工至少是现在的两倍”。任子玉对本刊记者说。

傲珊公司员工在工厂车间加工圣诞球，彩绘后撒上金粉（刘飞越摄）

同样的生产旺季也出现在中国另一个圣诞用品生产重地广东。广东盈浩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盈浩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圣诞球生产商，圣诞球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首位，年出口额达万美元。盈浩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新儿告诉本刊记者，公司圣诞产品的采购商基本是欧美大型连锁超市。今年，公司的圣诞用品订单量增加了20%～30%。但生产线上的火热带来的并不全是好消息。

海运运力危机

“利润降低”，是几乎每个圣诞用品商家的共识。在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一区和福田二区是圣诞用品商铺的两处聚集地，本刊记者走访了数十家商铺，他们大多是圣诞品供应商，面向中、低端市场。

几乎每一个商家都提到今年的订单额比去年增多，但成本不断上升，提前谈好的定价很难再改动，为了留住客户，大多数商家会以极低的利润率完成订单。甚至有海外客户因为海运运费的飙升，希望供应商降价。

“最大原因是海上物流带来的不确定性。”李新儿告诉本刊记者，圣诞用品不同于其他外贸商品，它们占地面积大、附加值低，因此最佳物流方式是海运，走集装箱。除非遇到紧急出货情况，才会选择昂贵、运输量更小的铁路和空运。

盈浩公司最早感受到海上物流紧张，是去年国庆节后。当时海外疫情严重，目的港人工紧缺。“最开始是英国的港口塞港，目的港拥堵，卸货慢，船回来得就慢。”李新儿说，“为了提升运力，有些船卸货后空船回国，集装箱运回来的也少了，慢慢地整个物流供应链的问题就凸显了。”

近一年来，海运运力低，盈浩公司无论是跨境电商平台还是传统线下贸易，出货日期与海上行程都有延迟。正常情况下，从出港到卸货最长需要一个半月，但今年普遍额外延迟半个月到一个月。

她记得有一个欧洲的客户从四、五月就开始排舱位，两个多月后才排到，“那时候货物基本上都快出完了”。海上效率也影响公司的工作节奏，李新儿说：“在过去，一批订单可能一次性出货20个集装箱，今年可能要分成20批才出得去。这就至少需要双倍的人手处理被分散的订单。”

运力低的另一方面，是海运运费高涨，就像是一个死循环，海运效率越低，箱子、舱位越是供不应求，海运运费越高。根据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统计，年末到今年国庆前，海运价格持续走高。李新儿负责盈浩公司所有产品的物流，她估算过，今年海运的价格高峰是往年高峰时期的五六倍，个别情况下，甚至是过往的10倍。

“六七月份非常凸显，我们发现走Fob（Freeonboard，海上运费由买方承担）的客户订不到舱位，我们就去起运港询问其他模式的运价，结果运价已经超过了整个集装箱的货值。”

“抢到”集装箱和舱位，成为供货商们的新任务。李新儿记得很清楚，今年7月中下旬，盈浩公司的圣诞货物只出了10%，“福建生产基地就有五六百个集装箱的货物积压在仓库”，按照往年的节奏，应该已经出货一大半。

“我们愁得不得了。一是跟客人沟通，把海运预算提上去，重新找舱位。另外，我们花大价钱找了国内的货运公司，开拖车去码头找集装箱，一旦有空箱子了马上就提出来存在外面的堆场，提前准备。这个成本就有几百万元。”最终，9月初，公司订单出货率90%以上，总体完成了目标。

但也有一些物流造成的损失是无力挽回的。盈浩公司的跨境电商平台集中在亚马逊，亚马逊有专门的物流服务，一般流程是货物到港后放入亚马逊仓库，海外客人下单后再进行末端派送。

今年4月4日是西方的复活节，盈浩有一批商品3月就送进亚马逊的仓库，却因为仓库缺工人分拣、派送到户，软件上显示如果客户3月底下单，超过一个月才能配送到家。

对这种节日性的商品来说，过季即失去价值，最终这批货物无人下单，复活节过后滞销在亚马逊仓库，除了成本损失，盈浩公司还要承担商品在海外的弃置费。

不断上涨的成本

大型贸易商在意海运运力危机带来的附加成本，中小型供应商和企业主则更在意生产层面的成本上升。

10月中下旬，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一区的圣诞用品区，两三百家商铺集中在四楼。商铺相当于展示厅，面积很少超过平方米。每一间商铺内的陈设都相似，圣诞用品放在几排货架上，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后是一两名员工。一家商铺的店主坐在办公桌前，正一个人沉默地包装成摞的圣诞灯。

这里的店主很少关心国际海运，对他们来说，那不是几十人的小工厂够得着的事。但和大企业相似，这些小企业主也面临着利润降低的困境。最直接的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招工难，以及不断上涨的房租、新出台的限电限产……

一位商铺店主告诉本刊记者，圣诞用品原材料的范围很广，比如塑料粒子、包装需要的PVC透明软盒、PVC塑料袋，这些材料与石油相关，今年初以来就没停止涨价。一些电子芯片、布艺原料甚至纸箱子也短暂涨价过。今年订单大增的一个后果是，有些原材料商因为供应不足，也会涨价。

这是一种难以通过协商、沟通能降低的成本。能够应对的只有加大订单量，薄利多销。另外，“可以调整产品的一些设计，去掉产品某些比较复杂但是客户又感受不到的价值。”任子玉说。

招工难的时间跨度更长，去年疫情复工后，就有工人流失。有店主把原因总结为“年轻人不能吃苦，更愿意直播、送外卖，也不愿在工厂里做又脏又累的活儿”。一些店主告诉本刊记者，工厂员工普遍老龄化，50岁左右的工人更多，普遍是来自外地的夫妻，工厂能提供的就是包吃住。

纪录片《圣诞快乐，义乌》剧照

任子玉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他工厂的员工大多来自贵州、云南、河南，他一直在招工，基础工资多，“还是招不到”。他的想法是，只有提高工厂的效益，才能增加员工福利。比如提高员工的吃住水平，住宿标准，“总的来说，就是提升幸福感”。

在工厂里，任子玉把这些未来的图景说给员工听，希望能通过员工继续招工。每每跟员工交谈工作业务，结束时他都不忘加上一句，“介绍老家的人明年来工厂啊！”

如果明年还是招不来足够的工人，他能想到的另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尽量减少人工，实现全自动化。但这又是对能耗的考验。限电限产会持续多久、会对未来产生多大的影响，他无法估计。

现在他的办公室附近有一个展示厅，包装好的圣诞球礼盒展示在白色木架上，强烈、温暖的灯光打下来，营造出节日氛围。这可能是整个厂房灯光最亮的区域，在其他车间，工人们“能少开灯就少开”。

跨境电商的希望

对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任子玉形容自己是“汤喝饱了，没吃到肉”，意思是“忙活了很久，订单利润率不高”。

但他谈起疫情给行业尤其是给自己公司带来的改变时，还是音调加大，双臂伸开，仿佛看见了某种未来。最大的收获是，他发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潜力，致力于把国内外电商平台的卖家当成主要客户，“成为跨境电商平台的完美供应商”。

疫情以来，全球贸易格局发生很大变化

任子玉第一次听说跨境电商是年，“当时有朋友研究这一块，让我注意一下”。他找了亚马逊平台上的卖家，做了几单生意，但因为对方采购量太小，并没有吸引他。

之后，他在阿里旗下的国内批发商软件上开了家店铺，但也不勤于打理，偶尔有一两个客户。后来他发现，这些客户会去跨境电商平台找货，于是他模仿跨境电商平台上的商品设计，把产品图片放到上，“结果找我们的客户就多了，几乎全部都是跨境电商卖家”。

年，义乌市有几家供应商在亚马逊开店，货品被抢购一空，于是任子玉开始重视为跨境电商平台供货，并注意产品设计。今年，跨境电商平台出口的货品，已经占据工厂订单的两成，他预计明年还会更多。

疫情之后，可能要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中国制造业和它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张雷摄）

盈浩公司更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sunny是盈浩公司跨境电商部的负责人，他领导的团队成立于年，当时“我们公司感觉，如果还是继续专注在传统外贸领域的话，整个企业的发展可能会有瓶颈。正好注意到跨境电商，就准备转型，成立了一个11人的团队，现在已经扩大到30人”。

圣诞用品的季节性太强，这意味着企业的销售机会受到很大局限，而员工的工作时间也集中在第四季度，对人力的考验也更大。他们希望一个更广阔的平台，能帮助公司摆脱这种“季节性”。

sunny告诉本刊记者，部门自成立以来，盈浩公司每年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量都比上一年增长约50%，目前跨境电商平台与传统外贸的订单额比例达到4∶6。产品线也从圣诞用品拓展到了家居产品。

虽然相对眼下的困境，跨境电商平台带来的订单量增长，并无法解决目前面临的海运和成本危机，但对一个被疫情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的世界来说，能有更多渠道的订单，仍然是生意能持续下去的信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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